1948年4月18日，地下党员李维嘉正在执行任务。突然间，他看到一个小姑娘偷偷朝自己摆手。注意到她的举动后，李维嘉心中顿时一惊：不好，出事了！

1948年4月18日这天，李维嘉心情沉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作为一名地下党员，李维嘉深知在此时暴露身份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。

令他忧心的是，原本在4月17日，他要与另外两名同志接头，可是其中一名同志却并没有如约出现。

考虑到当时的情况，李维佳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比往常更加小心。

按照往常的路线，家住临江门外的华一村的李维嘉本该直接坐公共汽车到七星岗，但因为担心敌人的出现，李维嘉早早便跳下了公共汽车，并装出一副悠哉悠闲的模样缓缓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事实证明，李维嘉的小心谨慎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就在即将回到家中的时候，李维嘉忽然看到家里有几张陌生的面孔一闪而过。

再往旁边一看，他惊讶地发现一个小姑娘正冲他摆手，一副十分着急的模样。

这个小姑娘是李维嘉的熟人，平日里，一直是她在负责照顾李维嘉的孩子。

见小姑娘朝自己摆手，李维嘉心道不好——他明白，敌人必然已经找到这里了。

虽然担心家人，但李维嘉知道倘若自己被捕，家人才会落入更糟糕的处境。于是，他迅速转身，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离开了。

从敌人的视线中消失后，李维嘉心中的惊骇仍然没有平复，他知道这次的情况不比以往，连自己的身份都被泄露了，足可见同志当中一定出现了叛徒。

不过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，李维嘉明白比起锁定叛徒的身份，紧急通知同志们撤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因此他立刻行动起来，将组织里有人叛变的消息传递了出去。

李维嘉发出的警报信有两封，一封是写给同志陈然的。只可惜，陈然并没有如李维嘉所希望的那样顺利逃出升天。

其实，陈然原本是有逃脱的机会的。发出那封警告信时，李维嘉担心泄密，并没有在信件上数自己的名字，而是写上了彭云，也就是江姐儿子的名字。

在李维嘉看来，一看到这封信的署名，陈然必然会有所感知。

事实上，陈然也确实从这封信中感受到了危机，可是比起逃跑，他更希望将手头的工作完成。

彼时，陈然正负责党内地下刊物《挺进报》的工作。对于组织内同志被捕一事，陈然也有所耳闻。

就在4月12日那天，他刚从上级那里接到命令——紧急加印出几期《挺进报》来。

当时，我党已有一些同志落在了敌人手中，只是还没有被完全“定罪”。

组织之所以会让陈然等人紧急加印《挺进报》，为的就是迷惑敌人，让敌人误以为他们抓住的同志与《挺进报》无关。

明白这一任务的重要性，陈然丝毫没有耽搁，回到根据地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工作起来。

看到那封警告信时，陈然虽然想要紧急撤离，但他更放不下最后一期报纸的编印工作。

于是，他便以身犯险留在了根据地，完成了那期报纸的工作。

不料，就在他完成工作准备撤退时，敌人破门而入，就此将他逮捕……

留在原地继续工作和迅速撤离，哪个更加安全？陈然是明白的。

但在大义面前，他还是选择了前者。这份大公无私之心，着实令人感动。

信息来源：《红岩》2万字原型版本曝光 披露背后的真实故事》——北京日报